圖片來源:Jaime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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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嚴峻的新冠疫情,中國地下俱樂部的場景在年中重整旗鼓。 Jaime Chu跟隨Knopha走訪各地的派對,試圖了解一個低調的音樂人在看似穿梭於截然不同的場景之間游刃有餘的背後,是如何把DJ的工作做到極致。

一開始,在阿那亞舉行的招待會並不好解釋:這個音樂節不設門票,但是必須在當地的黃金海岸社區裡預訂房間才能參加。住宿的選擇從官方帳篷到民宿大宅到五星渡假酒店不等。根據國內日漸嚴謹的規定,大多數的住宿都不接待外國護照身份的客人。但招待會畢竟是自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嚴重癱瘓了正常生活後,中國第一個大型戶外地下電子音樂節。「我們拉上幾個夥伴合租一家民宿,不算很貴。 」朋友們這樣說服彼此。 「所有人都去嘛。 」

在東北的渤海灣海岸自成一角的阿那亞被稱為北京的後花園。沿其三公里長的海岸線不准泳客下海,沙洲是人造的。 佔地5000平方英尺,粗野主義外牆的「最孤獨的圖書館」肅立在沙灘一角,靜候捕獵陽光的網紅和中產家庭打卡。客觀條件的反差如此,招待會從一個本來為硬核粉絲舉辦的一個小型場外活動,變成音樂節第一天未正式開始便成為微博上揶揄上海亞文化的梗,週末朋友圈上的社交身份象徵。全本地音樂人的演出陣容和多數本地觀眾使大家對(本來畢竟是外國進口的)地下電子音樂在國內漸成氣候激活了一股信心。大家亦似乎下意識明白,諷刺的是,在世界各地仍然被疫情困擾的前提下,最嚴厲的疫情防控措施的國家如今居然成為擁有享受最大自由度的地方。

八月最後一個週末,颱風梅莎在最後一刻轉彎突襲南朝鮮半島,阿那亞才得以倖免。在僅僅兩個月內籌備,近乎奇蹟的招待會在大家超現實的樂觀主義庇蔭下如期進行。沒有國際的領銜嘉賓,演出陣容貫穿國內各地的俱樂部和廠牌,如上海的Svbkvlt和深圳的Oil,同時兼顧招待所的風格態度和其與北京音樂圈的緊密關係。週六晚上的第一個高潮來自京滬酷兒派對的軸心,東宮西宮聯合Medusa上演了觀眾最愛的變裝表演,然後隨著夜幕陷入Ilsee曲折迷離的間道以及成都的核心(Cora,Ewan,Hao)。一般音樂節中中午至下午四點之間這段預留給菜鳥或過場演出的宿醉時段,這次完全沒有讓人喘息的機會。更難得的是首次參與大型戶外音樂節的DJ有機會在配備了最新Funktion One調音台和揚聲器的沙灘舞台上為高峰時期上千人演出。

儘管有一些對細節抱怨的聲音,但招待會的成功造就了國內地下電子音樂圈之間一次可貴的互相欣賞和交流的機會,本來風格不相為謀的場景也因為倖存而團結。作為一個跨越五個時區的大國,大多數文化樞紐城市都可以在三個半小時內的飛機或五個小時的高鐵到達。長遠來看,缺乏國際性交流仍然會影響整個環境的均衡發展;短期內,新晉的本地製作人的成熟度亦未必能夠趕上演出和輸出需求。但是目前,全國各地的俱樂部都在以高速的代謝率輪流接待彼此的常駐DJ,這也有助於提高演出者的辨識度。

兩者之間

招待會的最後一天,Knopha被分配closing的重要任務。這無非印證了主辦方對Knopha的信任,但同時也是一種詛咒。他想到向來堅持到最後的人群往往除了所謂的專業蹦迪選手,就是其他DJ朋友,壓力便越來越大。然而Knopha大膽鮮明的開場,彷彿以室內設計師的自信重新佈置空間,裝上你甚至連自己都不知道會喜歡的家具,單單幾件精細的組件就足以展示其涉獵的廣闊:Pearson Sound的St. Vincent remix、Paradise 3001的trance和Otik的 《Wetlands》,以致後來的打擊樂層次和他自己蕭亞軒的《愛的主打歌》edit。被問到這個週末的亮點,Oil的主理人Yang Yang毫不猶豫地指向Knopha;從來不放過任何一個鐵粉Knopha的機會的上海Elevator主理人Mau Mau亦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場(Knopha的官方簡介正是出自他手)。 年輕的DJ和製作人如Ilsee、Hyph11e和Chuan都仰慕他。

想起他提到別人的期待只會讓他害怕令人失望,壓倒性的共識像是Knopha的噩夢。「為什麼會有人關心一個小小的DJ? 」他對別人誇獎的本能反應一般是一聲大笑——那個哭笑不得的聊天表情。但是他的遲疑並非毫無道理。對於不懂長期泡在煙薰著的黑暗中舞動的吸引力的外界來說,一個DJ充其量是「酷」,更多時候不過是標點一個時代的餘興的省略號。

在阿那亞演出一個月後,Knopha回到北京。 今年的國慶節正好遇上中秋節。那天晚上,Knopha在招待所開始了忙碌的一周。在Slowcook接手之前,Knopha掌台長達兩個小時,放了一些讓人原地上跳的節拍、house和隨性律動的嘻哈。功能性先行的跳舞音樂在大多數俱樂部來說算是滿足最低要求,來自Knopha卻感覺不尋常。他在當晚結束後盤和:「其實剛才有十幾分鐘我非常迷惘,這群人並不想聽techno。我最後決定放一些之前從未在這裡放過的歌曲。 」

你可以說Knopha有很多不足——沒有高潮迭起的drop,白噪聲欠奉,不依賴新歌——但你不能說他放得不認真。我將其箇中的底蘊理解為從容但不隨意,他形容為「兇猛而不失幽默感 」。這也和建立信任有關。舞池上,DJ與觀眾的關係不僅關乎品味,而且關乎品性:你是否願意信任他在接下來兩個小時作出的決定?

三分天才,七分努力

那天晚上在招待所放的《 WAP》edit其實並不令人驚訝。Knopha正是在高中時候通過嘻哈第一次認真接觸音樂。他於廣州的老城區長大,自少受到父親對Whitney Houston的鍾愛和對黑人音樂的崇拜的薰陶。上高中時,父母分開的那段時間,他和幾個朋友組成了一隊crew,放學後便和其他隊battle,同時也發現了採樣和FL Studio的玩意。當時很多人覺得他的本名Noah很難發音,「Knopha 」這個代號便自此烙下。當時的粵語嘻哈場景競爭激烈,Knopha曾經反思他無法適應嘻哈文化是否因為自己膽怯和不愛攀比的性格的問題,直到聽到Kerri Chandler在一次訪談中承認他也是如此才豁然。

玩音樂沒有影響Knopha的成績,但在重要關頭卻沒有考進美術學院。他在大專的國際商務專業裡度過了無聊的三年,後來在父母的敦促下,畢業後接受了出國進修設計的命運。(他認真地說)或者因為小時候的嘻哈讓他對美國想像中的暴力卻步,當時堂妹身處的澳洲就變成理所當然的選擇。

遠離廣州的煩囂,Knopha發現悠閒的墨爾本更加適合自己的步調。本地的一群製作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獨立維繫的一套,沒有尋求歐美的認同。課餘的時間,Knopha都泡在學校旁邊的唱片店裡,發掘house和disco的經典,開始探索DJ的可能性。沒有任何正規的音樂背景,Knopha一直靠著自己摸索和從反覆失敗中學習。即使現在,在「真正的專業人士 」面前,他對於自己缺乏相對的技術水平,仍然自覺相形見拙,但他確實很早便發現自己可能有對這方面的天賦。他記得有一次在唐人街的一家居然有Funktion One的小酒吧參加open deck,被主理人安排在午夜時段放歌,看見在他之前的DJ連續放了幾首Motor City Drum Ensemble,不禁暗自思量「嘩,咁冇誠意嘅。(嘩,太沒誠意了。) 」當晚他放了一首Round One的《I’m Your Brother》,突然全場歡呼。他第一次感受到DJ的樂趣。

「我是一個很害羞的人,現在也是。小時候每當在課堂上在其他人面前講話的時候,我的聲音特別小,整個人都在發抖。 但是DJ的時候卻不會。DJ是第一件讓我覺得原來做得還不算太差的事情。後來意識到既然這是我唯一可以做的,那麼便把它做到最好。起碼緊張的時候會這樣為自己打氣。 」與其糾纏於音樂類型的框架,Knopha更加樂意聆聽它們之間的聯繫。他往往從new age音樂的不規則中發現很多驚喜和值得學習的東西,並結合發掘其它音樂的廣度和深度。然而,僅憑別樹一幟的口味還不足以發展事業。他把成功歸功於3分天賦和7分後天的努力。 「一般人抄襲是因為缺乏搜刮材料的技能。其實只要發掘得稍微深入一點,便可以很原創。 」

在墨爾本沒有找到全職工作,兩年後便耗盡了簽證。當時Knopha已經意識到自己沒有成為一名出色的平面設計師的興趣。他回到廣州,苦無對策下在父親的貿易公司工作了六個月,直到湊巧一位朋友正在廈門創立品牌,需要一名平面設計師,為他提供了遷居廈門的完美機會。

非常廣州

離開招待所的第二天,Knopha出發到廣州,和廈門街頭服品牌atBetween的好兄弟參加Jordan XXXV的籃球賽發佈會和最近重新開張的Long Bar的開幕派對。 「Long Bar在一家餐廳的地下室,以前是卡拉OK歌廳。非常廣州味。」Knopha試圖形容著。十多年沒有去過廣州的我問道:「『非常廣州』是什麼意思? 」「到時候你就知道。」

不論廣州是什麼味道, Knopha每次來到都是抱著「工作、看家人、吃點東西 」,等不及離開的普通心情。他的父母目前分隔在廣州和佛山兩地。自2015年與越秀區合併後,他長大的東山區已經失去了很多本來的特色。羊城雖然作為中國的「美食之都 」,近年不少老字號的狀態卻已不復從前。難得的是我們還能用母語粵語溝通,尤其是在過去十年中,政府一直致力消除方言在公眾領域流通,以致粵語日漸式微,省內的學校亦在多年前取消粵語教學。

鄰近的深圳擁有Knopha稱作「俱樂部的旗艦店 」的Oil,廣州除了幾個硬核但資源短缺的派對,電子音樂一直未成氣候。地位一線但審美三線的廣州雖然曾經是便利於相對悠閒的生活節奏和需要定期走訪香港的外國友人的基地,但自從針對新冠疫情的入境限制,當地的地下電音場景流失了大量觀眾。五年前,全盛時期的Long Bar曾經是洶湧澎湃的舞池,但只經營了一年半便倒閉。有人說是業主之間的糾紛,也有人說是和破獲毒品有關,或者事實兩者兼有。

今年Long Bar的其中一位業主決定重整旗鼓,有意把場地打造成為當地的地下電音座標,於是請來來自曼徹斯特,在廣州生活了十年的電音廠牌Hoodoo techno collective的推廣人兼DJ Tribes幫忙打理。 習慣來者不拒的Tribes是Long Bar的幸運。開幕祭的第二波,他決定邀請幾年前在Hangover認識的Knopha。Tribes回憶說:「當時Knopha放了很多從來沒有人在這裡放,而我很喜歡的house。我想,如果可以請來一名真正的——甚至是目前最好的——DJ,大家便會認同Long Bar是一家真正的俱樂部。 」由於Long Bar沒有預算,Knopha的演出費結果由Tribes自掏腰包負責——Tribes戲稱為他的獨門「社會主義 」派對模式。

臨近午夜,汽車駛下小坡道慢慢靠近珠江,我的滴滴司機不斷嘀咕附近遠離商圈,並沒有什麼「乳鴿餐廳”,更不用說會有「俱樂部 」。說時遲,一家餐館便出現在路左面,像是一艘遊輪獨站在碼頭旁。Long Bar的入口處有一個霓虹燈招牌,上面莫名其妙地亮起「Knight Bar 」和馬提尼酒杯的標誌。通往地下室的樓梯處正上方則掛著一面寫著「 J F Bar 」的廣告牌,上面印有穿著比基尼的金發女郎,一隻手放在轉盤上。非常廣州。

Knopha 前面描述的卡拉OK正是那種正前方有一個小舞台、掛滿你能想像的各種顏色的激光燈,廉價皮沙發卡座的娛樂廳。開幕之前,Tribes將大部分沙發推到外圍,在小舞台前方騰出舞池,巧妙地把空蕩蕩的四周隱藏於黑暗之中,從而令前區的酒吧和舞池看起來更適合十五位左右的人流。他們似乎執意在一處沒有希望的地方尋找希望,然後即使沒有找到希望,也樂於留下。一個白金短髮的女孩尖叫著說:「這裡讓我想起柏林! 」她從東歐搬來廣州不久。另外有幾個孩子嘗試mosh起來。

Knopha在Afro house與Pet Shop Boys之間律動,完全看不出當時的條件:聲音太大,收音很差;控制器、USB輸入和耳機之間存在多個延遲。Long Bar跳脫但油膩的負責人表示目前還無意更換音響和配置合適的設備。派對上的DJ器材都是Tribes自己帶來的。

凌晨兩點半,Knopha完成任務,攤坐在皮沙發上。(籃球員的身長,瘦削的身板,從來不似佔用太多空間。)儘管Knopha十分支持Tribes,他對Long Bar的前景卻不抱太大期望。 「負責人表面上似乎很配合,但是如果不願意投資器材,那麽不可能做得更好。 」離開俱樂部,在外面等車的我們仍然難逃場內喇叭的震盪。「根本冇必要咁大聲。(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大聲。) 」

Tribes把Knopha帶來Long Bar,也算是仁至義盡。幾年前他或許能夠投入更多心血,但到了不惑之年,在剛出生的女兒和準備Hoodoo旗下的廠牌之間他已經分身乏術。在一個如此被忽略的地方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群體畢竟需要大量的熱情(或絕望驅使的行動力)。令人惋惜的是浪費了一個和當地公安關係還不錯的場地。

微不足道的重要

四個半小時的高鐵沿著南方海岸上行,來到了廈門。借著潮汐進退而永遠青春的漁港以瞪鞋、獨立搖滾和lo-fi流行音樂著稱。在Knopha經常光顧的茶餐廳午飯,是我唯一一次目擊他露出接近憤怒的表情。當時發現服務員誤了下單,導致我們的食物遲到四十五分鐘才出現。那麼究竟有什麼足以觸怒Knopha?他說可能是曾經遇到不公義或不稱職的事情,雖然大多數時間他都不屑在這些上浪費心力。

再次出發到上海的Elevator演出和北京錄製Boiler Room之前,Knopha終於有幾天的時間待在家。午飯後,我們和剛從成都到達的Hao和兩個朋友在Thank You碰面。咖啡館酒吧的老闆是Knopha認識最久的朋友之一,在高中時曾經一起玩音樂。當年正是他把初到廈門的Knopha介紹給atBetween的團隊,後來成為了好朋友。

搬到廈門後不久,Knopha開始在atBetween旗下舉辦Beatween派對。地方政府有一段時間反對俱樂部開業,當時的廈門一片死寂,無所事事。2015年夏天,Beatween在沙坡尾的一個屋頂上舉行了第一個派對。「最初我們請的都是國內的DJ朋友……說穿了,都是『friend底』。這樣做證實是最好的方法。貿然去book一個artist,反而太商業。我們可能一點交集都沒有;演出後,他們可能甚至連你是誰都不記得。 」Knopha坦言曾被圈子裡一些沒有兌現的膚淺承諾打擊,尤其是當他鼓起勇氣踏出一大步,最終卻無濟於事。 「我們很幸運,我的女朋友的朋友認識Bell Towers,他成為了我們的第一個算是國際嘉賓。然後通過Bell Towers,我們結識了Jack J和Mood Hut…… 」在Beatween的派對上,Knopha慢慢形成的new age house的風格也開始在各地場景之間蔓延。

ATP——「所有明天的派對 」的英文簡稱(但別混淆歐洲同名的音樂節)——於今年五月在廈門湖里一個相對較新的下沉式廣場低層開業。廈門人老闆、攝影師兼DJ Zhenwei把愛好變成業務,聊起電子音樂文化和Knopha對他的影響侃侃而談。Knopha向他傳授過不少跳舞音樂的知識和技術上的一些「邪門歪道 」。Zhenwei兩年前開始構思ATP這個半演出半酒吧的場地,終於在今年初靠著一點積蓄和貸款順利開門。 Beatween在廈門多了一處基地,邀請到如Howie Lee、Kaishandao和Hyph11e等優秀的巡迴演出和活動。這個週末則有在成都TAG創立了酷兒派對系列Seafood的Hao。

Knopha警告過廈門的持久力有限,通常撐到凌晨二點便差不多結束。加上黃金週,少了附近的大學生,人流不好預測。或者一向擅長打持久戰的Hao可以盡一份綿力,挑戰這裡的初級蹦迪選手的極限。Mau Mau曾經形容Hao在DJ台上的姿態為“一頭輕輕擺動的海豚”,不過他在招待會上面對日出時猛烈的一節jungle 和acid-infused techno絲毫不溫柔。Knopha當晚回到主場放氛圍音樂為Hao暖場,或者未必完全輕鬆度過,但無庸置疑是回家的感覺。儘管他偶爾還是會說出「沒有人會來看我 」之類的話。

還在襁褓時期的場地未算完善。Knopha也試過多次反映,例如前方聲音和監聽效果可以更好;像室內籃球場的舞池過於寬敞;酒吧窗口的白光太亮;造霧機似乎在漏油。當然,如果這是理想中的一場比較酷的高中舞會,那麼一切其實無可挑剔,當晚的氛圍也確實如此。親切嘻鬧的年輕人在舞池間進進出出,蹦前蹦後又把陌生人誤認作多年不見的童年相識。

我認出一首Knopha在招待會上第一晚,臨近午夜的森林舞台放過的歌曲。當時大多數人已經移步到沙灘上的主舞台,剩餘的少數人分散在草地的周邊。 唯獨是一個男孩,雙臂交叉,明確地站在小木屋的DJ台前。 霎那間,一切似乎是如此簡單:台上台下每個人的角色,如此難以啟齒的重要又如此微不足道。

第二天,Knopha表示:「很尷尬。 」那時我們剛認識,我問他昨晚放歌的感覺如何。答案聽來不盡如意,但是從這35歲、頭髮微曲中分、長著小鬍子、身穿交通錐形桶橘色的自家Beatween廠牌t-shirt,靜靜地享受著音樂又不忘眼觀六路的他口裡說出,有一種讓人信服的謙卑。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the Global GROOVE: Electronic Music Journalism series, hosted by GROOV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oethe-Institut. Read all other articles here.

Jaime Chu在香港出生,現居北京,為The Nation、Spike、Electronic Beats和The Baffler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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